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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与人类文化:第七章 两河文明的合璧——对中国佛教的再认识④

心觉潜能开发 2019-05-07 20:09:19

上一期

(续接)

Ⅲ、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历史三百余年的混乱局面。不久,李唐王朝取代了隋王朝,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进步的措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空前强大,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发达的大唐帝国,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华文明也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诗歌、绘画、音乐等文学艺术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印刷术的发明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于经济富足,文化发达,唐帝国成了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国际交流频繁,思想比较开放(禁锢较少),学术思想相当活跃,可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在隋唐时期,儒家学说虽然仍是封建王朝治国之本,但其独尊的地位已经从根本上被动摇;与此同时,道教以神仙家为纲,柔合道、儒两家的学说,兼及佛学,形成了庞杂的道教思想体系,道教文化极盛一时;而中国佛教经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发展,亦于隋唐之时,而达于大成,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佛家学说,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从中华古文明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隋唐时代的文化发展不同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和融合,这又以儒、释两家之相争、相融为主。其结果是:

①儒家摆脱了两汉经学的宗教化和繁琐哲学的桎梏,力图恢复先秦儒家的传统,以修身为本,把它和治学、用世统一起来。并吸收了佛家和道家乃至道教文化的东西,形成了以中唐古文运动为发端,而成于两宋的新儒学--理学;

②佛家则在两晋南北朝大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道、儒两家的学说,并汲取道教的修身方法,形成了中国的佛家学说,发展成不同的宗派;

③道教也在这一时期完备了自身的体系,特别是在修身实践上,从佛家吸取营养而丰富、发展了自身。这点在宋以后丹道(内丹)派的发展上尤为明显。王哲创立的少阳北宗即为一例。其次,佛家各个学派的争鸣和不同宗派的崛起,为这一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发展,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④与学术思想的活跃相应的是文学艺术的繁荣,百花齐放,千帆竞发,为我们留下了绚丽的文化遗产。

佛教文学艺术就是隋唐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支奇葩。在隋唐时期中华文明发展的这样一个总画面上,中国佛教文化的发达居于相当突出的地位。它除了渗透到文学艺术乃至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外,就中国佛家学说本身而言,最为突出的是两点:

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家宗派的形成和发展,每个宗派在定慧二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特色。这些宗派有的在印度是有基础的,有的则完全是中国的(如禅宗)。关于中国佛教的宗派,历来各界说法不一,我们不拟置评,仅从气功学以及气功与古文明的关系的角度出发,予以介绍和讨论。

②是印度佛教文化和经典的全面的引进和吸收。这一点应该看作是中国佛教各宗派发展的基础。关于前者,后文将做系统的探讨,这里仅述后者。而在这方面作出伟大贡献,并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是唐代高僧、杰出的佛学专家玄奘。

玄奘(公元600-664)俗姓陈名祎,因家道中落,从小随兄(一位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11岁即熟习《法华》、《维摩》等经,13岁出家,20余岁就成为著名的佛学专家,许多高龄名僧都对他执礼甚恭。27岁到长安讲经,誉满京师,名动公卿。但他并不满足,他觉得当地各家之说颇多矛盾之处,尤其是《摄论》和《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无法统一。于是决心前往印度取经以求会通一切。贞观三年玄奘(29岁)取道中亚孑身去印度求佛法,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历经西域高温、阿耆尼等十余国进入北印度。在北印度诸国游学二载,进入中印度诸国游学,于贞观七年(633年)到达当时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那时他在印度已颇有名声,故到寺时受到千余僧众的欢迎。在那烂陀寺他被推举为精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优遇。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然后又继续南游,足迹遍及东、南及西印度诸国。不仅学佛学,兼及婆罗门等学派的经典,历时达四载。42岁时回到那烂陀寺,应主持戒贤三藏之邀,为寺众讲经,并用梵文作《会宗论》三千颂,沟通印度大乘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两家的学说,因而倍受以戒贤为首的当时印度佛教的许多高僧的赞许和尊敬。当时有一位顺世论学者来到那烂陀寺提出挑战,“书四十条义,悬于寺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慈恩三藏法师传》)而有僧众万名“解经论二十部者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十人”的那烂陀寺,居然“经数日,无人出应”。最后玄奘挺身而出,驳倒了这位顺世论者,保住了那烂陀寺在印度的学术地位。后来,又有南印度正量部(数小乘佛教一切有部)法师般若毱多,作《破大乘论》向那烂陀寺提出挑战,并把挑战论文送到支持那烂陀寺的戒日王那里。戒日王命那烂陀寺派四名代表参加辩论。戒贤选了包括玄奘在内的四位最优秀的学者应战,但“海慧等咸忧”,不敢去论战。于是玄奘锐身己任,用梵文作《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折服了般若毯多,捍卫了大乘佛学在印度的地位。一时声名大振。印度诸国国王纷纷邀请他去讲学。戒日王还专门为玄奘在曲女城召开无遮大会,“命五印沙门、婆罗门、外道义解之德都来参加”。据记载,与会者有18位国王、各国大小乘法师三千多人,那烂陀寺千余人,婆罗门教、耆那教学者二千多人,还有许多印度其他学派的学者。此会即玄奘所著《会宗论》、《制恶见论》的论点为主题,任人难破。整个大会历时十八天,而无人能够难破,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异议。于是,玄奘得到印度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授予“大乘天”、“解脱天”的尊号。在佛教的发源地的印度,又是在戒日王时期--印度佛教的极盛时代,作为中国的访问学者(佛学专家)的玄奘,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学术(佛学)成就和如此尊崇的学术地位,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空前的,且截止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即使是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亦是仅见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的高度来看(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的必然,是人类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光荣决不会、也决不应该因为玄奘是一位宗教徒、佛学是一种宗教学说而受到影响。一千三百余年前玄奘为中华民族争得的荣誉,应当成为中国当代学者,尤其是从事气功学、气功科学研究的学者的鼓舞力量。玄奘是非常爱国的,他去印度求学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佛学。因此,他舍弃了在印度已经取得的尊崇的地位、崇高的声望和优厚的待遇,谢绝了许多印度友人以及国王的挽留,毅然归国。归途中涉大川、度雪山、跨大漠、越丛岭,历尽艰辛;途中还不断在于阗等国讲经说法。终于在贞观十九年返回故国,抵达长安,时年45岁。回长安后即赴洛阳朝见唐太宗,太宗要他修西域传,并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后在唐太宗、高宗的支持下在长安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玄奘的译经不同于前人。首先,由于他对于印度的佛学有全面而且深刻的研究,故他能够纲举目张,全面地、系统地翻译当时印度佛教几个主要学派的主要经典。于大乘瑜伽行学派,他译出了“一本十支”各论;对于大乘空宗,他译出了《大般若经》、《广百论释》等;对于“对法”科,他译出了以《俱舍论》为中心的《婆沙》、《一身六足》、《顺正理》等经典(属声闻乘);而于大乘对法,则译了《集论》及其注释《杂集论》;对于戒律,则译出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对于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则译出了《理门》和《入正理论》,建立了佛家逻辑学的规范,而在这方面玄奘发展了印度佛教的因明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即使当时在印度还不十分流行的密教,玄奘亦译出了属于《金刚大道场经》的多种陀罗尼。十九年时间,共译佛经75部,1335卷。在此期间,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之请求,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应印度诸僧的要求将传说是马鸣所作而在印度已佚失的《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并奉太宗之命写了《大唐西域记》。遗憾的是,他在印度用梵文写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却没有功夫译成汉文,而在印度又佚失了,由此亦可见玄奘其人之品德。玄奘译经学风是非常严谨的,因而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而译文又最精。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玄奘本人是宗于瑜伽行派并于此有精深研究和有所创见的,而对法经等不同于瑜伽学派的,决不因此排斥它们,而是把那些经文都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因为,玄奘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弘扬佛家的学说,而不是为了自己一派之见,更不想藉此把自己抬上祖师爷的宝座(尽管当时无论是从内因还是从外因来说,他完全有条件这样做);同时,也因为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前事不远,后世之鉴。以玄奘的这种精神为鉴,返观当今之学术界和气功界,确有足以发人深省之处。

其次,玄奘把译经、讲经和培养后学结合在一起,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佛教学者,长安一时成为名僧荟萃之地,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佛教中心,他发展印度瑜伽行派而阐述的“唯识论”、“理佛性”、“五种姓”之说,不仅是后来法相宗的基础,也为其它宗派所采用,对中国佛教学说后来的发展,有广泛的影响。玄奘门下人才济济,最著名的有窥基、晋光、神昉、尚嘉、圆测(朝鲜人)、法宝等。其中,窥基撰《成唯识论》,创法相宗。不过那是玄奘去世以后的事了。

玄奘是宗于瑜伽行派的,而瑜伽行派是重于禅修的。可以推想,玄奘亦是精于禅修的(他从小就出家了)。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经中亚,过雪山,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且周游五印度(东、南、西、北、中),这些地方气候等自然条件都相当恶劣。玄奘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刻苦学习,讲经说法。除了坚强的意志外,没有一个健全的体魄,也是无法坚持的。回长安以后,十九年间除了浩繁的译经、讲经工作之外,还要应付各方面的社会活动,从皇帝、公卿乃至外地、外国学者,其工作量之巨大是可以想见的。显庆二年(57岁)时,因过度劳累,上表高宗,要求入少林寺加强禅定之修为,同时译经。他说:

“但断伏烦恼必定慧相资,如车二轮,阙一不可……玄奘少来颇得专精教义,唯于四禅九定未暇安心。今愿托虑禅门,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絷意马之奔驰。”

未获高宗的允许。由此可见,玄奘于佛家定慧之学都是很重视的,他并非不精于禅修,而是神过劳和定不足以恃。故他老老实实说他于“四禅九定未暇安心”,要求给他一定的条件,加强禅修。据与玄奘差不多同年代的高僧道宣(公元596~667,是唐朝律宗的代表人物)《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记载:

“至(麟德)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当死’……命僧读所翻经论名目已……自怀欣然,总召门人……于嘉寿殿,对门人辞诀,并遗表讫,便默念弥勒”“至二月四日,右胁累足,右手支头,左手(月坒)上,铿然不动。有问何相,报曰:‘勿问,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气绝。迄今两月,色貌如常。”

我们用了这么长一段文字来介绍玄奘,是节外生枝吗?否。我们之所以要讲玄奘,是因为:

①玄奘为事业的献身精神,他的“历天险而志逾慷慨,遭凶贼而神弥厉勇”(《续高僧传》)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值得我们今天从事气功和气功科学的人师法的。因为,气功事业的道路决不会是平坦的,激流暗礁,风云变幻,是不可避免的;

②玄奘之所以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来源于他的为公、为天下众生之心(尽管此心源出于他的佛教信仰,但无私是事实),“无私者无畏”。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富贵不能淫”,能够“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续高僧传》)。这一点,对我们当前气功事业的发展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几年来的所谓“气功热”之中,有多少“气功师”、“气功大师”气功人才被羁摩于名缰利锁之中,不能自拔,而面临“棒杀”和“打杀”之厄?按照气功的道理,“魔由心生”,唐僧之所以能战胜九九八十一难,从西天取得真经,靠得是孙悟空(心猿)保驾,而心猿之所以能被锁住,靠的是紧箍咒,这个紧箍咒不是别的,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一个“公”字。

③我们始终认为,气功实践和气功事业是矛盾的统一。气功修身是完成事业的基础,而干事业是气功实践的继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玄奘的成功,是与他自幼就开始的禅修实践分不开的。他的意志和毅力,他的智慧和才能,他历天险、横绝域所必需的体魄,以及他“精厉晨昏,计时不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的精力等等,都有赖于他持之以恒的禅修实践;而他“年未迟暮”而“无常奄及”,致使他“经部不翻犹涉半”而未能竞其全功,也正是他在修身实践和事业的矛盾、统一之中,未能始终保持定慧双轮平衡的缘故。而这又是和他所处的环境条件有关的。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想要弥补,但皇帝不许,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和他的前辈道安、慧远等一样,深深懂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因此他虽明其不可,而不得不为他的事业(未完成)献身了。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说古是为了用于今,故以数千字的篇幅简单介绍了唐玄奘的事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气功和中华古文化的历史关系来说,并不过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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