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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斯里兰卡族群冲突“紧急状态”:佛教极端主义的来龙去脉

华信中安国际部 2019-06-22 04: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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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冲突中被烧毁的汽车。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东方IC

近日,在斯里兰卡中部康提(Kandy)地区,发生穆斯林群体和僧伽罗人之间的族群冲突。随着事态扩大,总统西里塞纳(Sirisena)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甚至还为了防范族群冲突蔓延而临时封锁了脸书(Facebook)在内的多家社交媒体平台。


人们也许会问:在缅甸等地佛教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斯里兰卡这个佛教国家,是否也会见证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倾向;斯里兰卡的族群政治,是否会重演缅族人vs罗兴亚人的悲剧?但是,虽然同为上座部(小乘)佛教占主流的国家,斯里兰卡的宗教、种族与民族主义问题,却有其自身发展的背景,和缅甸泰国等地并不尽相同。


本文由研究南亚问题的任其然和曾嘉慧共同完成。事件发生时,曾嘉慧正在斯里兰卡考察,她重访了20世纪初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族群冲突的现场,试图进入本地人看待族群冲突的语境。任其然则尝试将本次冲突带入斯里兰卡两百年族群冲突的历史脉络,探索其中的种姓政治、殖民政治、民族主义等历史动力如何在相互作用下共同造就了今日佛教极端主义的局面。


事件回顾

3月6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在康提附近一处村庄发生了一起引发小规模族群冲突的事故,四个穆斯林袭击一个僧伽罗卡车司机并致其死亡。僧伽罗人报复性在村庄里焚烧清真寺、穆斯林人的商店和住所。斯里兰卡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进入紧急状态后一小时,我在街边一家很小的便利店买食物。问店主是否知道康提发生了什么,他说他忙着做生意,在脸书的群组里看到了,并不太关心。与此同时,我收到路上偶遇认识的“港口城”中国项目经理的短信,“现在我们出去都要打报告了。唉!”可科伦坡一片平静,没有任何超市或餐厅因为紧急状态提前关门,道路通畅,公园里偶有歌声,收到这样的短信让人困惑。国家紧急状态是什么样的?


第二天,本地英语报纸《今日锡兰》(Ceylon Today)头版报道了昨晚国家紧急状态的原因,令人惊奇的是,斯里兰卡极端佛教组织“佛陀军”(Bodu Bala Sena, BBS),也就是2014年反穆斯林骚乱的始作俑者,在报纸另一版发文,“恳请人们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事故”,并谴责政府因为没有即时发布嫌疑犯已被逮捕的消息并持续在政府公告里以族群概括嫌犯和死者身份而导致骚乱升级。


科伦坡本地精英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小题大作的“国家紧急状态”,是2015年大选失败,今年携地方选举胜利意欲在国家政治中卷土重来的前总统拉贾帕克萨(Rajapaksa)为本届政府添乱的筹码。但是,曾经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历史记忆也不断提醒我们,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能酿成惨重后果。不少人也认为,“国家紧急状态”正是为了防止20世纪初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以暴易暴的悲剧。


种姓与殖民:斯里兰卡现代佛教的双重起源

斯里兰卡的佛教极端主义势力

如果查阅维基百科或是阅读通俗的历史读物,人们会得到如下印象:斯里兰卡的佛教是一支较为特别的分支:它鼓励传教、强调佛教复兴与民族主义、且演化出更为极端的派别。比如20世纪初著名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者暨知识分子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就如此回忆佛教在次大陆湮灭的经历——穆斯林和英国人是“毁灭”锡兰佛教的罪魁祸首,前者在次大陆上消灭佛寺(尽管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建立德里苏丹国之前,佛教已经在商羯罗改革后的印度教面前不断衰落了),后者则在锡兰传教,威胁佛教徒的生存。他从而认为,佛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像基督徒那样,开办自己的教育,广播福音,而在岛内则应该驱逐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走狗,将锡兰变成一个纯粹的佛教僧伽罗国家。达摩波罗之后,20世纪另一位斯里兰卡知识分子暨比丘僧侣罗喉罗(Walpola Rahula Thero)也持有类似看法,甚至影响了斯里兰卡独立建国的理念。


如上思想,和人们通常理解中温和、和平的佛教大相径庭。不过,斯里兰卡的排外与佛教复兴可不仅仅是殖民统治刺激的产物,它也和近代以降锡兰历史中王权、教权和种姓政治的互动密不可分。


回到18世纪,锡兰岛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北部的贾夫纳半岛由泰米尔人控制,岛屿中央是以康提为中心的佛教王国,而沿海则是西方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控制的殖民地。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些殖民地落到了英国人手上。


康提王国的统治,依赖把王权、教权、种姓和财产制度相互挂钩:王国的中坚力量是占人口一半左右的果维(Govigama)种姓,他们大多数是寺院的佃农,有义务供养庙宇和王室。僧人在果维中产生,王室和贵族群体亦属于果维种姓。政治和宗教权力对果维之外的种姓是关闭的,他们甚至无法通过具足戒加入僧团。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种姓制度,并非古印度四个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之分。四种姓理论在南亚大多数地方只停留于纸面上。在18、19世纪的锡兰岛,种姓制度是一套不同群体之间划分界限,争夺政治、经济资源与地位高低的系统。


殖民时代为果维之外的“低种姓”提供了“翻身做主人”的机会。海岸地区的三个种姓——萨罗(Salagama)、加罗瓦(Karava)和杜罗瓦(Durava)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贸易,经济地位显著提升。但他们的子嗣仍然无法在宗教和本地政治上获得和果维种姓同等的地位。这驱使他们出资派遣自己的僧人远渡缅甸“取经”。回到锡兰后,这些“留学僧”创办了自己的僧团,和康提的僧人们竞争。


到了19世纪,为了和康提王国中果维种姓垄断的僧团竞争,低种姓僧团开始强调“纯正”的、“经典”的佛教。他们抨击康提王国中政治宗教混杂导致腐败、堕落和权力寻租,要求僧侣严格遵守清规戒律。追求纯洁在19世纪中叶以降的锡兰政治中愈发重要。随着康提王国被英国人吞并,佛教王权和旧的种姓政治都失效了。各个种姓的精英竞相充当代理人,争夺利益的竞争愈发激烈。而乡村社会,也在传教士影响下出现了改宗基督教的潮流。缺乏政教权威之下,僧团陷入不断分裂,相互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更加禁欲、抵制外来宗教与文化的分支不断获得支持、生长、壮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兴起一股反对基督教的宗教神秘主义风潮,其中一些人来到锡兰,寻找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宗教。在他们的资助下,僧伽罗人兴办起了大量佛教学校。这些学校顺势继承的,是18、19世纪生长出的本地“新教式”佛教传统,由此揭开了宗教复兴与民族主义的两竿大旗。